张爱玲曾对弟弟说：“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生，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是有了。”这是张子静的回忆，字句不一定很准确，对，当时是什么样的语境下说这个意思也没有交代。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张爱玲做人的哲学。对于名，她有坦然的追求；对利，她也是该得就得，不该要的不要，分得很清。
说到张爱玲的衣着打扮，有一些生动的故事。在这一点上，她有点像她母亲。黄逸梵当年爱做衣服，张廷重取笑说：“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那时张爱玲才几岁，她就恨不得马上长大成人，好好打扮自己。十二三岁时她的习作《理想村》中就有盛大的时装表演。中学时代她仍想着比林语堂更出风头，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可是，正当她长到青春期时，到了可以自由地打扮自己的年龄，她却不能自由地打扮自己。我们曾经谈到，中学时代她穿继母旧衣的难堪，使她成了“衣服狂”。她在与姑姑张茂渊的闲谈中，也曾提到过那些不愉快的过去。她说：“姑姑虽然经过的事很多，这一类的经验是没有的，没做过穷学生、穷亲戚。其实我在香港的时候也不至于窘到那样，都是我那班同学太阔了的缘故。”
张茂渊笑了一下，表示理解侄女在港大的情形。但又不解地问她：“你什么时候做过穷亲戚的?”
爱玲回道：“我最记得有一次，那时我刚离开父亲家不久，舅母说，等她翻箱子的时候她要把表姐们的旧衣服找点出来给我穿。我连忙说：‘不，不，真的，舅母不要!’立刻红了脸，眼泪滚下来了，我不由得要想：从几时起，轮到我被周济了呢。”
作家是面向世俗人生的，而且能够将世俗人生经历转化为某种人生体验和美学情趣。这件旧事，她记得非常牢，并发了一番感慨：
真是小气得很，把这些都记得这样牢，但我想于我也是好的。多少总受了伤，可是不太严重，不够使我感到剧烈的憎恶；或是使我激越起来，超过这一切；只够使我生活得比较切实，有个写实的底子；使我对于眼前所有格外知道爱惜，使这世界显得更丰富。
张爱玲的文学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她的个人生活也很有趣味性。成年以后，她卖文为生，自己养活自己，随自己的心愿花钱买衣料、做衣服，这对她是写作之年的一大快事。刚从香港回来时，张子静去看她，她穿着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的。领子低得几近于无，也近于无袖，长度只到膝盖。张子静从没见过这样的旗袍，问她是不是新款式。张爱玲淡漠地笑道：“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这样不够特别呢!”
衣服，是人的一个袖珍的家，而住房，是人的另一个自我空间。张爱玲一生，搬家的次数很多，尤其在她与父亲同住的时期，搬来搬去，她始终没有安全感、温馨感，始终没有摆脱“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的感觉和对父亲的房间“永远是下午”的厌倦。当她长大成人，开始自食其力时，她与姑姑住在公寓里。她是喜欢公寓的。《公寓生活记趣》这篇散文就是一个现代女性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感受。古典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或村姑农妇，是绝对发现不了张爱玲所发现了的公寓生活的乐趣的。
煤贵了之后，热水汀成了装饰品。没有水的热水龙头被错打开之后，“九泉之下”发出空洞凄怆之轰隆声；如果风不对着窗门吹，高楼听雨是可爱的。放眼望去，是碧蓝的潇潇的夜，淡灯摇曳；越在高楼，越听得清街道的喧嚣，如同年纪越大的人越记得少儿时的生活。
说到自己，她坦然地说：“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长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驶着的电车平行的、匀净的，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我们的公寓邻近电车厂，可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联系到柴米油盐的实际的人生，张爱玲认为恐怕只有女人才能充分了解公寓生活的特殊优点。她还把公寓生活和乡居生活做了一番有趣的比较：
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碎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写这篇《公寓生活记趣》的文章时，她就住在一幢公寓里。1939年，她与母亲和姑姑在该楼51室住过一阵。由港返沪后，她与姑姑一起搬入65室(现为60室)，直至1948年前后母亲出国迁居为止。
上海康定东路张爱玲故居
上海静安区常德公寓张爱玲故居
这是一幢七层楼的西式公寓，矗立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与赫德路(今常德路)交会的路口，坐西朝东。当时称为爱丁堡公寓。30年代以来，郁达夫、郑振铎、郭沫若、徐志摩、施蛰存、辛笛等著名作家都在静安寺地区居住过。而张爱玲前后生活了七年的爱丁堡公寓如今也成了读者景仰、文人垂注的处所。她的不少传世之作都是在这里写的。
在别人眼里，张爱玲的住宅高贵、神秘、雅致、脱俗。几位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张爱玲的阳台。阳台很大，阳台围栏的上方撑着一个竹帘子，已经很破了，夏天挡不住日晒，冬天也仍挂在那里。每天红通通的太阳落山，或是下雨，高楼外的天色一片雪白，破竹帘飘来飘去，很有芦苇的感觉。
张爱玲在《〈太太万岁〉题记》和《我看苏青》等处也写到这方阳台。在《我看苏青》的末尾，她有一段漂亮的描绘和沉沉的联想：
她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见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到：“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起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
公寓，是张爱玲求得平安的处所，她在阳台上看风景、观世情、想人生，又回到书桌上写春秋，写人物的命运。她是一个“公寓人”，是一个公寓里的现代作家。她以公寓为据点，生活在都市，体验着人生。1936年的秋冬之交，她天天出去买菜，作为一个充实的自食其力者。买菜的途中她常有诗意涌出。梧桐树的落叶，慢慢地飘来飞去，在张爱玲的眼里，落叶也有它的爱。天的刀光，老楼尘梦，落叶吻着它地上的影子。像一个中年人似的，它和它的爱，静静地睡在了一起。冬天，大街上的人们穿着带补缀的蓝布衫，她感叹道：“我们中国本来是补丁的国家，连天都是女娲补过的。”外国人画出的中国人总是乐天的，狡猾可爱的打哈哈。难怪中国人中有那么多“琐屑、难堪和失面子的屈服”。那种愉快的空气想起来真教人伤心。
沿街有一个道士在化缘，他敲着竹筒，“托托”敲着，敲在张爱玲的心上，她联想道：“时间与空间一样，也有它的值钱地段，也有大片的荒芜。不要说‘寸金难买’了，多少人想为一口苦饭卖掉一生的光阴还没人要。”这是多么令人寒心的事实呀。
张爱玲从公寓到菜场，从咖啡店到商场，在细琐的日常生活中观察体验，因此避免了一般象牙塔中文人咬文嚼字、空洞幻想的积习。买菜归来的女佣、拎着锅送饭的小女孩、剁肉的店伙计及好讲人是非的老板娘，都在她的观察范围之内。一家店铺里，无线电娓娓地唱着申曲，也是同样的入情入理有来有去的家常是非，使她想起一个唱本的开篇：“谯楼初鼓定天下隐隐谯楼二鼓敲……谯楼三鼓更凄凉……”第一句口气很大，那种由汉唐传下来的万家灯火的中国，景色壮丽，令张爱玲欣喜，然而，也令她忧伤，因为万家灯火“在更声中渐渐静了下来”。
冬日的阳光，硬直的水泥路——“我真快乐我是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我也喜欢觉得手与脚都是年轻有气力的。而这一切都是连在一起的，不知为什么。快乐的时候，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
1938年，张爱玲逃出父亲家后，就与住在开纳公寓的母亲、姑姑共同生活。黄逸梵是1936年回国的，她这回还带了一个美国男友。他是个生意人，四十多岁，长得英俊漂亮，别人称他维葛斯托夫。爱玲曾见过他，但她没有向弟弟提起过。这时她对母亲的感情似乎淡漠一些了。原因可能是对母亲的情感转移十几岁的少女一下子还难以轻松地接受，更重要的原因是经济方面的。
1939年初，她们三人搬到了爱丁顿公寓。她们的房子有一个大客厅、大餐室、贮物间以及两套大套房。那时张茂渊卖掉了汽车，辞退了厨子，只雇用了一个男仆，每周来二三次，帮着购一些伙食用品，其他的家务都需自己料理。爱玲这时已是一个大姑娘了，但她什么家务活也不会干。
爱玲在《天才梦》中提到，她十六岁时，母亲从法国回来，才将暌违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这里所说的处处受痛苦，指的是张爱玲生活自理能力的欠缺。黄逸梵希望她能在一两年内学会生活，学会居家过日子，学会适应环境。教她煮饭、洗衣，练习走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要拉窗帘，对镜研究面部表情，以及说话的艺术。张爱玲认为她没有完全学会这些淑女风范。生活的艺术，她不是不能懂得。但她擅长的是个人的体验，而不是人与人的交际，母亲正是在后一方面强于她并要求她的。或者说，黄逸梵是交际型、务实型的女子，而张爱玲是体验型的女子。
多年来，黄逸梵都是靠卖古董维持生活，那是先辈留下的遗产，每次出国，她都是带一些古董出去换钱。眼下，这些货越来越少了，又要张罗爱玲留学的费用，因此精打细算。张爱玲的突然投靠，对她的经济与情感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张爱玲暗自思忖：“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牺牲。”她对母亲的情感也有了些变化。她说：
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向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所以，她感到，“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黄逸梵和维葛斯托夫于1939年去了新加坡。在那里搜集来自马来西亚的鳄鱼皮，加工成手袋、腰带出售。1941年底，新加坡被日军占领。大轰炸中，黄逸梵的男友死于战火。这对她来说，是极大的打击。她一个人在那里苦撑，经济上损失很大，一度行踪不明，与家人失去了联系。后来才得知去了印度，曾做过尼赫鲁姐姐的秘书。
在一点点地毁掉母爱时，张爱玲也从更广大的背景中思考着从前称颂的母爱中的虚饰和不健康成分，她说：
母爱这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文章。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做儿子而不做母亲的男人，而女人，如果也标榜母爱的话，那是她自己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男人只尊敬她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浑身是母亲了。其实有些感情是，如果时时把它戏剧化，就光剩下戏剧了；母爱尤其是。
令人不得不佩服张爱玲的清醒和睿智。母爱是一种原始之爱，万全之爱，本能之爱，它是女性的一种伟大的情感，但绝不是女人的全部。现代中国有一种过分强调母性而忽视人性、过分强调女人的妻性而忽视女人应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的倾向，滥调的文章太多了。张爱玲能直面人性的深处，反对盲目地将生活戏剧化的态度，从这一点来说，她比大多数女作家深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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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传》| 刘川鄂
《张爱玲传》是张爱玲研究专家刘川鄂积40年之功写就的一部张爱玲的全传、真传。全书40余万字，以数百万言的张爱玲研究资料为依托，据实写来，力求全面、客观，追求资料之实、洞察之微、理解之彻。
本书自张爱玲的祖父辈写起，对张爱玲的“贵族血统”（曾外祖父是晚清重臣李鸿章）和不幸童年，有充满了真知灼见的体察；对张爱玲的成长之路和文学之路，有联系文本的具体分析；对张爱玲名扬上海的璀璨夺目和恓惶孤寂的晚年，亦有全面的描摹和深刻的分析；对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恋爱及去国之后与赖斯的结合，也挖掘史料，力求全面体现。
本书既写出了张爱玲的绚丽夺目，写出她何以是伟大的作家；也写出了张爱玲的孤寂，写出她何以是决绝的现代人。而写张爱玲之外，对张爱玲所处之时代与同时代人的着墨，亦可见作者开阔眼光与雄浑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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